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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成本和饲养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实际生产中，很多养殖户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购买饲料时，不是注重于内在质量，而是哪家便宜就买哪家的产品。当畜产品销售价格下跌时，更是一味地追求饲料成本，导致饲养水平降低、经济效益差等**问题。因此，对饲料成本与饲养成本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对指导农户进一步搞好畜禽饲养，推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对饲料成本与饲养成本的认识误区

   　　1.饲料成本就是饲养成本。很多养殖户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在日常饲养管理中，饲料费用开支是经常性的，而疫病防治和人工费用开支等是间断性和偶然性的，所以前者比较容易受到重视，后者则常常被忽视，造成以饲料成本代替饲养成本的误区。

 　　2.饲料成本越低越好。产生这种认识的农户忘掉了“便宜无好货”的道理，忽视了饲料成本与饲料报酬的关系。各项营养成分齐全、品质优良的饲料产品，其价格自然无法与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相提并论。饲料配方设计中，成本降低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一味追求低成本，势必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营养成分不全或不平衡，导致畜禽生长不良，饲料报酬下降，经济效益变差。

 　　3.饲料成本就是市购原料成本。在养殖户中常听到这种说法：“自己的原料不算钱”，即自产原料不计入饲料成本中。因此，产生了饲料成本就是市场购原料成本的片面认识。

   　　饲料成本与饲养成本的组成

 　　饲料成本是由配方成本、各种原料成本、加工成本和损耗折价等方面组成的。配方成本其本质是技术成本。一种配合饲料各类营养是否平衡和，取决于原料选择和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一个优良饲料配方的技术含量高，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发挥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原料成本主要由能量、蛋白、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和对畜禽生长发育具有增效作用的物质等几大类组成，对自配料的农户而言，能量饲料多属自产，后几类则需购买。可见，饲料原料成本由自产原料成本和市购原料成本两部分组成。农户在购买市售原料时常常一味追求低成本，降低了现代高科技物质的应用比例，从而产生营养不全、饲养水平降低的必然后果。饲养成本由饲料成本、疫病防治费用、畜禽品种费用、人工及管理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资金占用利息等几方面组成，前4种成本在饲养总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饲料成本，饲养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脱离不了饲料，筹集和支出饲料费用成了日常事务，这样便产生了以饲料成本代替饲养成本的认识，实际上饲料成本只是饲养成本的一部分，当然不能以部分代替整体。

   　　饲料成本与饲养成本的相关及差异性

 　　清晰地认识这两种成本，找出其相关及差异性，对指导饲养实践十分重要。从以上分析可知，饲料成本只是饲养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占比例多少取决于不同品种、不同饲养时期和不同生产目的。如种畜禽场的品种成本所占比例比饲料成本高，而商品代养殖场的饲料成本所占比例比品种成本高。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时呈正比，有时呈反比，有时则是非线性关系。养殖户只有用辨证、的观点看待饲料成本和饲养成本，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饲养中的问题。

  在国际能源格局加速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要想成功推进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降低对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依赖，燃料颗粒机，也应大力促进太阳能、风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相对而言，我国在生物质能源的资源储备、科研和相关生物质木屑颗粒机设备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将有助于确保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能源科技竞争中居于主动和有利位置，还将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等产生重大积极影响，颗粒机，亟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重新审视和谋划。

 当今世界，在能源领域的国家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而复杂。一方面，需要应对化石能源资源储备有限、渐趋枯竭的残酷现实，还要投入巨量的战略资源确保能源运输安全；另一方面，则需要开发清洁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尽可能地降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给带来的紧迫而又越发巨大的威胁。近年来，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天然气和煤炭三大基础能源的进口居高不下，尤其是石油已**过60%。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实现节能减排的国际承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此2014年6月13日在*财经**小组六次会议上强调，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牧草颗粒机，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源以原料易得、储能稳定、产品多样等方面的优点而倍受青睐，此外它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和城乡关系等方面还具有太阳能、风能产业等所不可比拟的*特影响力。开发生物质能源的主要方式包括：直燃或混燃发电，利用甘蔗、玉米等生产乙醇燃料，利用污水垃圾和禽畜粪便进行沼气开发等。上述这几种方式分别可以替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还能够实现能源和环保的双赢。如果能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生物质能源基地，让绿色的煤田、油田和气田遍布中国大地，它还可以进而带动机械制造、化工、储存运输等多个行业，形成一个能够提升能源**水平并激发内需、促进就业的绿色产业链条。

 正是因为看到生物质能源的上述优势，美国、欧盟等都已确立并加快推进其生物质能源发展战略。自新世纪之处，美国通过了多项法案，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主导地位。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即提出在全美建立性生物燃料基地，扩建相关基础设施。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展望，2008-2035年间美国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部分将全部由液体生物燃料供给，发电量的增量中可再生能源占41%，其中生物质发电约占一半。欧盟也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其能源消费总量中占20%，并规定生物质能源在交通燃料中的占比达到十分之一。德国和瑞典是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的成员，瑞典还有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上一个不依赖石油的国家。而日本也早已制定了从“石化日本”向“生物质日本”转型的能源综合开发战略。

       除了发达国家，巴西和印度等国在发展生物质能源方面也走在了**。尤其是，目前，生物燃料的产值已占巴西GDP的8%以上，甘蔗乙醇产业**，该国国内90%以上的待销售汽车都是可以便捷使用生物燃料的“灵活燃料汽车”（FFVs）。此外，俄罗斯也在大力兴建利用木材废料、沼气等生物质发电站，努力成为**生物燃料的重要出口国。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会*表示，到2020年，俄罗斯生物质能发电的潜力约为2000万千瓦。到2011年，**有89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而其中43个都通过了强制使用生物燃料的法规.

 当然，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也一直遭遇某些瓶颈。先，人们担心使用玉米等作物提炼乙醇会影响粮食安全，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风险和矛盾比较**。其次，由于一代生物燃料只能与化石燃油掺混使用，其用量有限，企业经营利润也受到影响。三，不影响粮食安全的纤维素乙醇，其储运和商业化等难题的解决也一直未能得到突破。此外，生物质能源中的木质素利用及其造成的污染，也是一大长期性技术难题。然而，近年来，随着纤维素培育、热化学合成技术等方面的显著进展，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成本下降，产业支撑系统更加成熟，很多面向未来商业竞争的新技术研发也正进入高潮期。

 　　值得强调的是，颗粒机，低油价因素并未对生物质能源的研发带来什么影响。美国等国正利用当前石油价格走弱的窗口期，大力促进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以便在化石能源价格重新高企的时候，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奥巴马在其《2015战略》中宣称，“美国正在**新的清洁能源经济”。这表明，即便是“页岩革命”使美国能源自给程度达到历的高点，并一举变为**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但它时刻没有放松生物质等清洁能源的研发推广。此外，美国正与非洲的企业家合作，推广生物质能源项目，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农业。由此可见，生物质能源所具有的**出能源供给范畴的战略性意义正越发凸显。可以说，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等，以及能源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再次提醒人们过度依赖传统化石能源和核能等所存在的脆弱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可再生资源的投资从2004年的520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2600亿美元。虽然2007-2009年间出现**经济危机，但在该领域的投资仍然增加了5倍。

   　　面对这一形势，无论从哪方面而言，中国在生物质能源发展领域都必须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客观讲，中国在发展生物质能源方面有着**优势，根据中国的研究，我国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资源量为11.71亿吨标煤，是水能的2倍和风能的3.5倍。仅每年白白烧掉的秸秆就有1亿多吨，其可转化的电力相当于两个三峡电站。而且，生物质资源可就地取材、就地消费，不像风能和太阳能需要从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远距离传输。此外，发展生物质能源也可给促进“三农”事业、提升城镇化水平、实现绿色GDP2.0等带来相当巨大的助益。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曾作出估计，到2020年时，中国生产的纤维素乙醇将可以替代3100万吨汽油，每年为中国带来32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创造60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主要是在农村地区。

 　　随着中国科学家在相关研究领域不断取得世界*水平的新成果，我们呼吁并相信，中国的生物质木屑颗粒机能源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不仅将为促进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提升国家能源战略**水平提供新的巨大动能，还将成为建设低碳、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一环。